1925年，24岁的施汝为先生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在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磁学研究学者之一。
他在而立之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现代磁学研究论文，即《氯化铬及其六水合物顺磁化率的测定》，又获奖学补助赴美国留学，终获耶鲁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
但是，个人的成就，终究是要放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检验的。
图为施汝为先生。“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辗转于祖国西南的小电磁铁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施汝为没有留恋已经熟悉的大洋彼岸科研环境，而是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是1934年，全民族抗战的情绪日益高涨。施汝为决心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平生所学。
他的目的地是位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将建立我国第一个现代磁学研究实验室。那时，施汝为除了一位助手潘孝硕是大学毕业生之外，其他都是刚出学校的中学生。很多事情需要他事无巨细地讲解和示范。
仅用一年半时间，磁学实验室就已经初见规模。
施汝为研究镍-钴合金单晶体的磁各向异性，又研究铁-钴、镍-钴合金和纯钴多晶体的磁性，还研究了热处理和磁场热处理对磁性的影响，但他研究这些并不为了发表论文，也不是为了向企业卖钱，更不是为了拿到国外获奖，而是为了国家的国防和工业。
比如，他经过大量的实验，发现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经四次淬火，矫顽力提高四倍。
与此同时，他还关注民生，与同道共同在上海创办长城铅笔厂，生产鹰牌、长城牌铅笔，不为赚钱，只是来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很多年后，长城铅笔厂与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
可惜，随着1937年的到来，物理研究所也被迫一路西迁。有些大型的仪器比如大电磁铁等，无法运走，为了不让这些珍贵仪器落入日寇之手，施汝为只能忍痛挥泪予以炸毁，然后带领助手背负着小电磁铁等器材，行至数千里，运送到大后方，从长沙、昆明辗转又到了桂林。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块电磁铁约有200公斤重，一路跟随施汝为跋山涉水。后来还在我国磁学研究中发挥作用，被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使用，一直使用到2004年。
1940年，施汝为与夫人顾静徽及赵忠尧夫妇在昆明。“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在桂林期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克服了气候不利于实验、日军战机轰炸等诸多困难，坚持科学研究。他还参与了李四光先生的桂林科学实验馆，研制了收发报机、振子整流器、探矿仪等许多急需的设备。其中有些设备可以直接用于抗战，比如地雷爆炸控制器、炮位定位器、机方向指示器、超短波收发机等。
对此，钱三强院士曾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携带着科研物资辗转于祖国西南的广大地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工作，继续开创和发展我国磁学研究，充分表现了他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
抗战结束之后，施汝为代表物理研究所，去参加接收日本建立在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当时的“接收大员”被老百姓骂为“劫收大员”，常常趁机扣敌产、伪产的帽子，实则中饱私囊。而当时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拥有大量资产、仪器和房产，比如价格昂贵的日本水路部型磁气仪、长冈式重力测定器、子午仪、水晶倾斜计等，每年的研究费是40多万日元，日本人自诩该机构“各种实验设施的完备凌驾于中国所有的大学研究机关”。
在外人看来，施汝为的这趟行程可以说是一趟“肥差”。然而，他却清廉自守，没有从中贪污一分钱。
当时他的家庭是非常困苦的。广西大学机械系学生张孝钲，曾写道：“我还在施汝为先生伉俪摆的地摊上买下一套衣服。可见当时大家的生活都是很困苦的。”
“求学是为了求真，是负责任”
抗战期间，施汝为还是千方百计让学生接触学术前沿。
1943年，他兼任广西大学教授，美国《物理评论》刊登了发现磁单极子的消息，他为此费尽千辛万苦，准备了一套实验设备，让学生观察单极子的存在，并趁机介绍磁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磁单极子的发现，让学生饶有兴趣地进行观察。
广西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忆道，“当时，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贫富悬殊，而施氏夫妇对学生一视同仁，凡有问题与之探讨者，他们都会悉心解答。每逢节假日，他们还会邀请学生来家里做客。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施汝为夫妇的教学之耐心认真、待人之诚恳善良，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7年，施汝为（左二）率团访苏。“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1956年12月，施汝为在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要求参加组织，为的是更坚定自己的斗争意志，明确奋斗目标……加速自我改造，使工作做得更好……”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那时，我国还完全没有磁性材料工业，磁学方面的人才太稀少了。施汝为牺牲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宝贵时间，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他为应用物理研究所磁学组的青年研究人员开设铁磁学课程，两周一次召开讨论会，还在北京大学开设铁磁学课程。
施汝为还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帮工厂解决磁性材料的生产问题，给工厂技术人员讲授磁学基本理论和磁性材料测试方法。对于有些仪器设备的安装和使用，如果大家不清楚，又没有说明书，他就蹲在地上动手安装，边安装，边讲解，边示范。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施汝为参加物理系的筹建工作，兼任该系系主任。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教师亲自授课。
有一次，开学不久，有学生陆续找施汝为先生反映严济慈的课听不懂，要求换老师。
他笑眯眯地听着，不置可否，并未当场表态，也没有批评学生，只是把提出意见的学生召集起来，说了一句话，“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一个月后，他再问那些学生要不要换老师。结果，大家都说，严先生课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原来，施汝为对严济慈先生非常了解，知道学生们对他有意见是因为讲课口音重，而且讲课不按教材顺序，有时从中间开讲，有时从末尾讲起。
他明白这恰恰是严济慈先生的特点，知识渊博、融会贯通、挥洒自如。所以，只要学生们肯认真听一段时间的课，就会明白。
后来，每当严济慈先生要来讲课的时候，中科大食堂就会多蒸馒头，因为学生们太爱听他讲课了，会买几个馒头带着去听课。
这件小事，或许也体现了施汝为的教育理念。那就是知人善用，不讲空洞的道理，用事实和行动来说话。
他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为我国各研究单位和科研单位的磁学骨干人才。他还主持了全国磁学发展规划的讨论与编写工作，提出了发展新兴技术、联系经济建设和结合基础研究的方向，为我国培养磁学人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很多年前，他曾经对学生说过这么一段话：“知识哲学有三个层次——求学、求真、求智慧。求学是为了求真，是负责任。有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才可能有激情、有动力。只有有了激情，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
这段话，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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